理顺话语体系 统一叙事规则共同讲好淮安故事

　　本文试就淮安历史话语体系这一事关全市发展的重大原则问题做出论述。这一问题综合性强，且又纷繁复杂，故本文主要围绕为什么要理顺?如何理顺?以及抓住哪些方面来理顺这几个问题做一些探讨，文章分三个大的部分，每一个大的部又分为几个小的部分展开论述：

　　一、为什么要理顺淮安历史话语体系

　　(一)客观存在的因区划调整而起的区域矛盾持续加剧：

　　从大的范围来说，淮安这个地方远古时称淮夷，春秋战国先后属吴楚，正如其名字本意，它一直指的是“淮河以南”之地。而淮河以北那时称作淮阳郡。

　　秦时实行郡县制，这一块“淮南之地”有了自己的行政区域名称，称之为“淮阴”。魏晋六朝时期先后分为射阳与淮阴、射阳与山阳等，后“淮阴”曾几次并入“山阳”，长时期没有了“淮阴”之名。直到隋唐之间才又短暂出现“淮阴郡”之称。元代至正年间，一度短暂再现的“淮阴县”最终并入“山阳”后，整个明清六百年，此地再无行政意义上的“淮阴”之称，淮阴行政地位彻底丧失，秦汉淮阴范围地尽入“淮安(山阳)”名下，先后称淮安军、路、府，其治所一直在山阳(今淮安区)。而“淮阴”一词，长时期内只作为淮安的“别称”而被文人使用，且专指山阳县而言。

　　清代中叶以后的1760年，被洪涝淹没的淮北的清河县栖居山阳县的下属镇“清江浦”安身立命，不仅原与山阳同为一家的“秦汉淮阴”所属地域被这个“清河县”占据，“山阳县”自身西部和北部的十来个乡镇也被划走，加上它自己淮北的地盘，“清河”成为了三淮大地一个三合一的“杂拼”。清末民初时，此地因与河北清河县同名，改用了“淮阴县”的名字，三淮大地有了另一个意义上的“淮阴”之名，当年的“清河县”也开始了它的“异体淮阴”(也可以说是“冒领淮阴”)的历史。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区域建制上，淮阴大片地方被划入淮北战略区，清江是敌占区，而淮安县大片地方则与盐、阜等地被划入苏北战略区。新中国成立后，延续苏北战略区的建制，淮安仍属盐城专区，直至1954年才划归淮阴专区。

　　就在淮安划出这一历史背景下，曾经的大淮阴范围及周边一些地方先后被称为“淮阴专区”，后来又称“淮阴地区”。在此期间，清河县城、即过去的“清江浦”后来也逐渐发展，进而有了“清江”这一名号和作为淮阴地区城区的“清江市”之称，一度又和淮阴县合并改称“淮阴市”，不久又分开。1949年——1962年，它由清江浦整合出来意图带动全地区12个县发展，但是始终没有发挥过中心城市的作用，徒有“中心城市”之名。

　　1983年，江苏全省撤地设市，“淮阴地区”改称“淮阴市”。而清江市也被被拆分为清河、清浦两部分，成了淮阴市的两个区。在此之后，淮安也因地位独特(周总理家乡)、经济强盛，乘势而上，撤县设市，成立县级“淮安市”。

　　2001年，实行所谓“三淮一体”，“淮阴市”改称“淮安市”，原来的淮安市改称“淮安市楚州区”(十年后又改称淮安区，为了区别，多自称“老淮安”、“老淮安人”);淮阴县则改称“淮安市淮阴区”。原来的市区“清江市”仍划分为“清河区”和“清浦区”，后又合并，称为“淮安市清江浦区”，成为这一区域成立的最后一个新城区。

　　这些区划调整之举尤其是地级“淮阴市”改名“淮安市”以后，淮安、淮阴在地位上整个调了一个个儿，“淮阴”由大市的名称变成一个区的名称，而“淮安”则由一个县级市的名称变为一个设区的大市的名称;同时自己的名称则被不伦不类地改为“楚州区”。

　　这些反复不断的区划调整和改名，成为了本地区“乱”的根源。因为改称以后，“淮阴县”，早已绝非秦汉时期的“淮阴县”，只是以淮阴之名继承了清河县的地盘而存在的一个“三合一的异体”而已;这样的一个“淮阴县”，还以老辈自居，认为自己是“千年古县”、“韩信故乡”，好像一个倒插门的“末代女婿”，要做这个传统“大家族的祖宗”。原来由清江浦演变来的曾经的清河、清浦，如今的“清江浦”则要以“老大”自居，时时处处要标榜自己那短短几百年的的所谓历史和曾经是所谓 “市区”的至尊地位。本来就是至尊和老大的淮安更加不服气自己被日益边缘化，持续地从历史的角度揭它们的底，曝它们的短，“三淮”之间，纠葛不断，矛盾丛生，冤冤相报，旷日持久。

　　“三淮一体”没有达到本来的目的，反而带来“三淮”之间的矛盾，产生了牵动全市的一场无休止的内卷和内耗，面对此情此景，有识之士无不痛心疾首，扼腕痛惜。

　　(二)文史界话语体系的混乱加剧了“三淮”区域矛盾：

　　楚州(老淮安)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和举足轻重的经济体量决定了它在这个地缘格局中成为“众矢之的”，在“众矢”的疯狂乱射之下， “老淮安”作为这个地域历史传承的正统和主体，一直处于一种尴尬境地。

　　原长期作为“上位称呼”的“淮阴”因为名实俱丧，深恐进一步被矮化，心有不甘，一方面，对淮安恨之入骨;另一方面，明明自己是从淮北清河蜕变而来，却竭力以“古县淮阴”来标榜、粉饰和装扮自己，自作多情地给自己加上一道道色彩斑驳的光环，他们恬不知地接过“秦汉淮阴”的历史，冒打冒撞地地吹嘘自己是所谓“千年古县”，还在他们的《清河县志》里说它那里有一个“甘罗”所造之城，还是韩信的故乡，还有一个“韩信城”，甚至时过两千多年，还存有什么“韩母衣冠冢”和什么“漂母墓”。甚至还不择手段，骗取了省、市文保等等名头。

　　“二清(清河、清浦)”作为原来的所谓 “老市区”，不自觉地产生一种“中心优越感”，但又由于它们原来仅是淮安(山阳)的所属镇，一直以来地域及经济体量均明显小于楚州(老淮安)，尤其是历史文化浅薄，故而存有一种莫名的“自卑感”，始终是不择手段、不顾一切，和淮安区“争锋”。他们一方面利用老市区的优势，收买和利用一些文史专家当他们的吹鼓手，大量撰写各种张冠李戴、移花接木、胡乱附会的文史论文，编造他们所谓的起家史、繁华史、鼎盛史和中心城市史。一个曾为山阳小镇的人口仅几万的“清江浦”在他们的笔下被吹虚为有54万人口的、和扬州、苏州、杭州齐名的“运河沿线四大都市”，甚至被吹捧为什么“运河之都”。活脱脱一个目空一切、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天下有羞耻二字的当代夜郎。

　　市内各有关方面也无视历史事实，自觉不自觉地、有意无意以各种手法，歧视、贬低、诋毁“老淮安”。他们好像是互相联手，相互纠合，不断地疯狂争抢甚至偷盗劫掠淮安区的历史文化，制造了“大淮安”历史文化领域的乌烟瘴气、纷繁混乱，不忍目睹、不堪耳闻，在大淮安全市范围内造成了一系列矛盾和纠葛。本来，作为市辖区，大家都是“淮安市”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应该都是“市区”，而在“淮阴”、“二清”一些人的眼里，“淮安区”却被看作是“二等区”、“外来区”、“非市区”;“楚州人”这个词在他们话语体系中，就像日本人口中的“**人”一样，成为一个针对“老淮安人”的带有族群歧视色彩的侮辱性词汇。日积月累，各区之间，尤其是民间和网民之间，始终争吵不断，相持不下，矛盾难以弥合，关系难以改善。

　　二十多年来，尽管两任市委书记先后两次亲赴楚州(淮安)区，明确指出楚州(淮安)是“文楚州、景楚州、金楚州”，是“主城区、古城区、核心区”。一方面，意在安抚和稳住老淮安;另一方面，在努力阻止市内一系列的歧视、贬损、诋毁老淮安的不正常且不应有的现象。但这种努力收效甚微，种种不正常且不应有的局面始终没有得到扭转。

　　之所以出现这些乱象，一个重要的根源，就是市内一些文史专家为了他们所自觉代表的某些“市区”的利益，不尊重历史，或歪曲事实，或无中生有，凭空想象，随意编造，采用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手段，随意附会，把本来属于淮安府、山阳县传承主体的淮安区的历史文化移植嫁接到清江浦的身上，篡改而为清江浦所有;把秦汉淮阴的主体老淮安“边缘化”，把“秦汉淮阴”的历史嫁接到了外来的建县才几百年的“清河县”头上，严重损害了作为“秦汉淮阴”继承者淮安区人的历史自尊，割裂了“秦汉淮阴----老淮安”的历史文脉，制造了一系列历史文化、地缘政治和人们历史观和认知上的混乱。

　　就以所谓“运河之都”之称为例。因为淮安是州治、军治或府治所在地，历史上从宋代开始，关系国运的漕运一事，其中心就一直设在淮安山阳，其先后设有转运使、漕运总督府、总督漕运部院、淮北盐业批引所以及管理税务的榷关。就连号称拥有十二万工人的清江督造船厂也是设在山阳的河下和清江浦之间地面，更何况那时的清江浦本来就是山阳县的辖区呢?至今，淮城有漕运部院遗址、漕运码头和盘粮厅遗址，河下有各种造船业有关的遗迹，造船业一直传承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此外还有淮北盐批引所遗址，境内板闸有榷关遗址。

　　可是，在这些人的文章里却无视淮安所拥有的行政中心、漕运管理中心、税务管理中心和漕船制造中心的历史地位，而把清江浦吹捧成了漕粮督运指挥中心、漕船制造中心、河道治理中心、淮北盐批转中心、税务管理中心。好像淮安历史上漕运的辉煌和作为府城的淮安及山阳县没有任何关系。过去清河、清浦现在的清江浦的政府网站上也这样大言不惭，好像它就是淮安，或者说所谓的淮安就是指清江浦而言。淮阴人甚至不惜工本，花费巨资，删除和修改“百度词条”，为自己的造假行为背书。此举也足见百度作为文化科学平台的虚伪、悲哀、可鄙和可怜。凡此种种，导致淮安历史被严重歪曲，无情肢解，支离破碎‘光怪陆离。这个综合性全局性的历史文化议题，近二十几年来在淮安一直是争议最大、非议最多，多次引起民间和网络的轩然大波。

　　大淮安的文史界必须以此为鉴，引以为戒，改弦更张，拨正方向，轻装前行!

　　二、理顺淮安历史话语体系需要解决并统一的的话题

　　为彻底扭转这种由于随意编造历史而导致的种种混乱、区域对立和地缘矛盾以及无休止地内耗和内卷的不利局面，更好地讲好“淮安故事”，本文以下部分，拟联系本市的一系列全局性、综合性的重大原则问题来阐述，就淮安历史文化领域话语体系和叙事规则，亦即说话的一系列准则做一些探讨，以供各级领导、文史“专”家以及各位网友参考。

　　(一)关于“淮阴县“地域概念的理解、表述和运用：“淮阴县”这个地域概念，历史地看待，有其特殊性和一系列独特内涵。首先，它是指两个历史时期的两个不同的“淮阴”。一是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古县的“秦汉淮阴”。顾名思义，就是指淮河以南、在秦朝被确立为县的那一片广袤的历史地域;在地理范围上包含整个淮河以南的传统上的 “三淮”地区。二是110年前由来自淮河以北、占据清江浦而落户的清河县改名的“异体淮阴”。

　　此外其次，还包含并要弄清楚“秦汉淮阴”和“明清淮阴”这两个“淮阴”概念，“秦汉淮阴”是一个历史概念，“明清淮阴”则是一个文化概念。历史概念和人事所属有关，而文化概念和人事所属无关。淮安、淮阴、清江浦、清河几家因韩信等秦汉人物以及其他人物和事件上存在的争论，就是对不同含义的“淮阴”理解不同、各执一词，各自心知肚明却互不相让造成的。

　　从广义上来说，淮安、清江浦以及清河淮河以南的现代淮阴人说韩信是他们那里人，都没有错，因为韩信是秦汉时期的“淮阴”人，这是从“秦汉淮阴”概念的角度讲的，因为，它们那时也都是“秦汉淮阴”的一个部分，他们都可以说韩信是他们的家乡人。

　　也就是说，谈秦汉和韩信，必须以秦汉淮阴为背景来谈，离开这一背景死抱局部，各执一词，胡争乱抢，以“现代异体淮阴”的身份来争抢与自己毫无关系的“秦汉人物”，就必然产生混乱和矛盾。说得难听一点，就如同某个家庭前夫死了，后夫入赘，却要以老人的的兄弟或后人自居，争老人的精神和物质遗产一样，无论如何也站不住脚。清河县就是这样一个半途入赘的 “后夫”，“秦汉淮阴”和他没有半毛钱关系! 他也无权继承“秦汉淮阴”的一切。从局部细节上看，他们之间关于一些历史名人的争夺，就是对历史概念的淮阴和文化概念的淮阴的不同理解造成的，以下将具体论及。

　　除了厘清四种概念上的淮阴以外，在对淮阴的理解还必须彻底厘清四个次生问题，正是这四个问题，导致纷争不断，互相之间各不相让。

　　一是“秦汉淮阴”的传承主体应该是谁。从历史脉络看，淮安区理所当然应该是“秦汉淮阴”的传承主体，首先，它本来就是“秦汉淮阴”的重要组成部份;其次，它自从魏晋时代从淮阴分出单立后就一直是同时并列的“淮阴”的兄弟，此后，淮安也是这块土地的行政主体且没有中断过自己的历史。乾隆皇帝就有过“汉淮阴是晋山阳”的著名诗句。

　　很多历史地图都把淮安地方标注为“淮阴”，或在“淮阴”二字下面括注“淮安”。其次，经过国家一级权威文史专家论证的国务院关于批准淮安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公告中也说“淮安，秦时置县。”这就等于径直把魏晋直至当代的淮安和历史上的“秦汉淮阴”画上了等号，也等于是说，在“秦汉淮阴”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淮安区才是“秦汉淮阴”理所当然的、绝对正统的继承主体。故而当今淮安全市文史界必须自觉地统一以淮安区为“秦汉淮阴”的叙事主体，其他地方，如其当时属于淮河以南之地，则可以纳入这一历史范畴;否则，不可纳入。不坚持这一原则，无论你怎么说话都有失工稳、必将受到批评和诟病，也难以立足。引起地域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

　　二是关于“当代淮阴”的内涵的认识。当代淮阴(原清河)人说“韩信是他们家乡人”往往不被别人接受，原因就是这个由后来的“清河县”变异而来的“异体淮阴”把自己和“秦汉淮阴”混为一谈了。“秦汉淮阴”是淮河以南地，而由“清河”蜕变的“异体淮阴”则含有淮河以北大片地方，称“淮阴”本就名不副实，1760年来淮阴大地建县的“异体淮阴”清河县，绝不应该是“秦汉淮阴”真正意义上的继承主体。

　　所以他们说韩信是他们家乡的人，没有人接受;因为韩信的时代，清河还属于淮北“淮阳”地方，甚至于还没有形成县域，在此无需考究，完全可以忽略;不仅如此，清河人对隋唐之前以及隋唐至清中期的淮阴历史上的一切也都不具备说话甚至希图承续的权利。真正意义上讲，这个“清河县”可分三个时段，即“淮北清河阶段”、“搬迁清江浦阶段”阶段和“改名淮阴阶段”，它的历史应该从“淮北清河”下延至“搬迁清江浦的清河”接着写到“改名淮阴的清河”，不应该以“秦汉、隋唐至清代中叶之前的“淮阴”为源头。它们仅有“淮阴”之名，而无“淮阴”之实。

　　这个“清河改称的淮阴”和“秦汉淮阴”之间，不仅没有任何历史渊源，而多年来它的存在和所作所为，都严重扰乱了“三淮”的谱系，它绝不是“秦汉淮阴”的继承主体;故而，谈到韩信，它完全没有说话的资格，就像淮安人现在不谈项羽、也更没有因为自己曾和宿迁是一家而争夺项羽一样，不必置喙也毋容置喙。

　　此外，同理，清河县志中关于“秦汉淮阴”的有关记载亦皆不足为信，没有任何参考价值。为了杜绝后患，减少不应有的纷争，可以在行政上把当代“淮阴区”改名为“清河区”，让他回归“清河县”的历史本体;或者把它淮河以北的部分划出另立，“撇清”它和淮阴的关系。 因此，淮阴区淮河以北地方的人不必自作多情攀附“秦汉淮阴”，他们和“秦汉淮阴”没有任何关系。正因为如此，淮北刘老庄人请省有关部门拍摄历史纪录片引用多个淮河以南淮安的历史名人受到淮安区网友的抵制而理所当然地被撤销。

　　三是关于“韩信的故乡是否在码头”。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历史依据的虚妄论题。在没有得到任何确凿的历史依据的情况下，谁能说清楚韩信的故乡、故居到底在哪里?两千多年过去了，风雨侵蚀，洪涝冲刷，本来就没有像样的家底，靠游走乞食为生的人，又成为当时朝廷的一个“叛臣”，还会有所谓的“故居”在那里存在吗?可能吗?合乎常理理吗?全国所有地方都没能留存千年以前的名人故居，唯独“淮阴”，不仅留存，而且宛如新建。

　　从最近发出的所谓“韩信故居”图片看，门墙好像还是水泥涂抹，则更是笑话!谁会相信?凭两千年后民国时期附会的一些所谓 “遗迹”为依据，就说自己那里是韩信故乡，实在太过苍白无力、难以服人、更是贻笑大方!故而笔者认为：在淮安全市，所谓“韩信故乡故居”的议题不宜再加炒作，论述时只要说“韩信是秦汉时期淮阴人”就足够了，这样可以避免很多矛盾和纷争。

　　四是明清“淮阴”只是“山阳(淮安)”的代指和别称。这就是文化概念上的“淮阴”的内涵。因为这一时期没有“淮阴”的行政建制和名称，山阳文人都喜欢用“淮阴”作为山阳县的代称和别名，不会引起混淆和争端。“淮阴”只是一个文化概念。而现代很多人却无视“明清时期没有淮阴”这一历史事实，不了解仅有文化意义的这个淮阴概念，把作为山阳县别名和代称的虚拟的“淮阴”也就是文化概念上的“淮阴”当作实指的“淮阴”政区，且成了两淮之间一系列争论的一个人为制造的、任谁想解也再也解不开的结，而致各种本来不应有的矛盾不断产生。

　　实属孤陋寡闻、无视历史，也更是当代笑谈。就如淮阴人争抢清代吴鞠通，第一个提出“吴鞠通是淮阴人”论断的那位秦姓老中医和采访他的某位老先生，就是根据吴鞠通自署“淮阴吴瑭”而自以为是地制造和杜撰出来的，进而又由一位严姓中医进一步不负责任的言辞凿凿、移花接木，竭力发挥，演变成淮安历史上二十一世纪最荒唐的历史大笑话。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都是对“明清淮阴”这个虚指的“文化淮阴”概念理解上的无知偏执造成的。双方就吴承恩、边寿民、关天培等等历史名人的争执，也都源出于此。今后，在淮安市文史界，明清时期的“文化淮阴”绝不应再作为那时某人是淮阴人的依据。这种历史乌龙必然贻笑大方，永成历史笑谈而遭人诟病，被人嗤之以鼻!明智的淮安人不应该再做这样的被人嗤笑的蠢事!

　　至于现代淮阴，谈到它的历史，必须清晰地说明是什么年代的人或者事情?是淮阴地区还是淮阴市、抑或是淮阴县(区)，以免张冠李戴，引起不必要的混乱和纷争。如清江浦人为了说明周总理童年时代在清江浦住过，列举淮阴县周太和的例子，凭空想象说周总理可能和在京工作过的周太和聊过读书处窗前的梅花，就属于这种随意附会、张冠李戴的情况。周太和是淮阴县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参加革命战争走出去的人物，他和1904年左右曾短暂在清江浦住过的周恩来能有什么交接?这种说法无疑违背淮安应循的历史话语体系和叙事序列及规则。

　　(二)关于“淮安县”和“淮安”概念的理解、表述和运用： “淮安”秦汉时是“淮阴”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又先后有过“射阳县、山阳县、楚州、淮安府(山阳)”等多个不同的名称。元代淮阴最终并入山阳后，它成了实际上的“古淮阴”的继承主体，表述淮安历史上的人和事，必须严格分清所处时代，以正确表述，尽可能准确把握历史脉络，正确反映历史事实。谈到“秦汉淮阴”，淮安堪为主体，有权发言，也可以说“韩信是他们家乡的人”或“自己是韩信故乡人”。至于隋唐以后直至明清淮安大地上的历史辉煌，淮安作为这一区域的行政主体，更有充分的甚至独一无二的发言权。

　　所以，论及这一整个历史时期的淮安历史，必须也只能以“淮安府”或“老淮安(山阳县)”为核心和主体，必要时注明或加以说明是“淮安山阳”，特殊的涉及山阳清江浦、河下、板闸这些地方时，应注明或加以说明是“山阳清江浦”、“山阳河下”、“山阳板闸镇”等，绝不可以以“清江浦”为叙事主体或诸如出现把“清江浦”说成是“运河沿岸四大都市”和“运河之都”等头重脚轻的缺乏文化的类似说法再出现在任何历史文化论著和文章以及政府的网站中。

　　“淮安”的概念，既指山阳(淮安)县，又指“淮安府”，本地人称之为“老淮安”，在涉及现代“老淮安”的人或事时，无论是哪个区哪个人写的文章，都必须注明是哪个时期淮安市或(楚州区)、淮安区的人或事，以免张冠李戴，引起不必要的混乱和纷争。严格禁止通过各种文章，无端贬低、诋毁、虚化淮安区，或类似的言论和行为，诸如把“淮安”的历史全部嫁接给“清江浦”或如淮安区河下轻轨站曾经出现的指示向西方向为“市区”、向东方向为“淮安区”的意味着“淮安区”不是市区的、把淮安区人当无知的无厘头的指示牌之类恶搞行为。为了表述的需要，全市层面上也可以使用“老淮安”的说法。至于“楚州”除了相关而必要的客观表述以外，一些心怀不正的区不得再在公开的场合或网络上、书面上使用带有歧视性的“楚州、楚州人”等说法。

　　(三)关于“清江浦”概念的理解、运用和表述：清江浦是一个浮动性很大的的历史概念，它最初仅是淮阴大地一个潜在的坐标点，宋代乔维岳开凿沙河经过这个坐标点，明代永乐年间，陈瑄在沙河基础上开凿清江浦河以后，直至明末清中，因为地处运河之滨，它由一个散居的无名村落渐而发展成为一个渐大的集镇。清代中叶的1760年，因为淮北的清河县城被洪水冲毁，才由朝廷出面协调，由山阳县划拨给清河县作为县城安身立命。

　　民国初年，清河改称淮阴，曾为清河县城的它也改称清江，渐成三淮地区的一个城市中心，先后驻过淮扬道、淮阴督察区、苏皖边区政府。五、六、七十年代成为清江市，挤走了淮阴县城，后又先后成为淮阴地区的中心。

　　1983年由它划分出淮阴市的两个城区，它再也不是什么中心。2001年淮阴市改为淮安市，它又成为新的“淮安市”的构成区。它的出现和发展在宋元明清，它的提升在清代中叶之后，它的质变在民国以后，它的傲慢、自大和膨胀则在淮阴市改称淮安市以后。论及清江浦的历史，必须牢牢把握上面的历史节点。清代中叶之前，它始终是淮安府山阳县的一个镇，和河下、板闸等地一样，他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始终是淮安(山阳)的事，必须在淮安府(或山阳县)的总序列中里展开，和“河下”、“板闸”一样，也必须以淮安(山阳)为叙事主体和核心，必要时可注明“山阳清江浦”等，不可单独以“清江浦”为叙事主体和核心;哪怕是单独写这些地方的论著或文章，也必须清晰地说明是淮安府山阳县的某某地方，不可单独以“取淮安山阳而代之”的面目出现。

　　1760年清江浦划为清河县城以后与漕运有关的史事，则应该以：“淮安府”或“淮安府清河县”的名义出现，而不可以“清江浦”的名义出现，因为那段时期只有清河县城，没有“清江浦”之说。而民国以后、清江市之前，那里的一切都应冠以“清江浦”之名，不可以淮安之名冠之。就如《淮安日报》最近刊出的记述东大街的一些文章，都云“淮安东大街”，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那个时代，它属于清江市时代，和淮安没有任何关系。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清江市东大街”，由于它们之间是行政隶属关系，不会出现历史误会和混乱。

　　在当代淮安市的话语体系中，有两个概念必须弄清，这就是“淮安市”和“XX区”这两个概念。这是两个上下、大小、主次关系截然不同的概念。“淮安市”是上位概念，而“XX区”则是下位概念。现在的“淮安市”是“市管县”，有“市辖区”，而已没有所谓中心城市，而“淮安”是他们共有的城市名称，而“XX区”则是它的儿子;它们如“淮安区”、“淮阴区”、“洪泽区”“清江浦区”，一样都以“淮安市”为宗，自己只是“淮安市”的一个区而已，仅此而已，目前很多人说话写文章，动辄以“清江浦”为话语主体和叙事核心，就是思想认识还停留在“淮阴专区、淮阴地区时代”和“清江市”，时代，还认为“清江市”是“淮安市”这个城市的“中心城市”和“核心”。这也可以说是当前“乱”的一个根子。

　　我们说话写文章必须弄清这些概念。而决不可再把“清江浦”当城市核心，它历史上是淮安府的一个部分，他今天是淮安市的一个部分，大小有别而已。它只是在1914年——1982年“淮阴督察区、淮阴专区、淮阴地区时代”曾做过“淮阴督察区、淮阴专区、淮阴地区”的城市中心和核心，但是早已成为过去。而在那以后，在任何历史论述中，它只可以作为具体的市辖区而出现，而不可再以“中心城区”或淮阴(淮安)市的代表的身份出现。任何把它作为中心城区或淮阴(淮安)市代表的表述都是错误的，也都是应该尽力避免的;以免造成人为倾向性或亲疏偏颇，形成城区与城区之间的矛盾。

　　三、联系具体话题谈谈如何理顺话语体系

　　(一)关于“三地”名人在历史话语体系中的处理：

　　1、关于韩信及同时代的人物：前面已经说到，韩信时代，“三淮”原则上都在“淮阴县” 的范围之内，他们都可以说是韩信家乡人，或者韩信是他们家乡人，就连洪泽的一些地方，只要说明自己是原山阳(淮安)或淮阴人，也都可以说自己是韩信家乡人或韩信是他们家乡人。至于说韩信是这些地方具体那个乡镇人则大可不必。因为历史久远，拿不出任何历史依据。至于以后有谁能拿出明确的历史依据，那是另外一回事。

　　目前情况下，没有必要做这种无意义的“落实”“较真”和“具体化”， 因为既然连“淮阴故城”所在也未被各方所接受，这种“落实”和“较真”毫无根据;凭空想象说韩信是马头人，同样毫无根据、不足为信，也大可不必。同样，对汉代的枚乘、枚皋、陈琳、臧洪这些历史人物也应该如此看待。至于还不惜工本在码头大兴土木，建韩信庙、枚乘故里这些现代古迹，更是自作多情、毫无历史意义，无端浪费财力，更是大可不必，因为每天卖出去的门票连人员工资都不够;

　　本来，文物修复还要遵循“修旧如旧、保留原貌”的原则;大兴土木，到处新建，会有人相信吗?这只能欺骗和蒙混那些没有文化的游客、赚几个不光彩的昧心钱而已。完全是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做给后人添麻烦、出难题的虚事、蠢事、混账事。

　　2、关于周恩来：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但是从他的爷爷起，就在淮安为官并发展，到周恩来这一代，已是三代传承。所以全国史学界一致公认，周恩来的故乡在淮安。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的上辈还有人在淮安旧居老屋居住，其母亲等人去世后也安葬于淮安周氏祖茔地。所以淮安是名副其实的周恩来故乡。清江浦出于嫉妒，在清江浦河北原疑似周恩来外祖父老屋新造了所谓“读书处”，现正紧锣密鼓、偷偷暗中打造所谓“周恩来童年故居”，意在掏空淮安“周恩来故居”的实质。淮阴则出于羡慕和恨，组织大量网络水军，大放厥词，胡编乱造，竭力论证“周恩来是绍兴人”的议题，意图达到他们否定淮安是周恩来故乡的历史事实的目的。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淮安文史界历史话语和叙事体系的混乱。

　　但是，从应有的历史话语和叙事体系出发，在当今淮安，周恩来可以作为全市的名人，在政治经济等各类论述中运用，但是在历史性文稿中，绝不可出现否认周恩来是老淮安人的任何论述。更要切实杜绝自称自己的地盘是周恩来童年故居所在地的妄言。我在和市内一位文史专家探讨清江浦炒作的周恩来童年故居一事时，老人家就义愤地说，谁在瞎搞，简直胡闹，读书处可以是多个，故居只能有一处!这是常识!淮安文史界应该以实际行动切实维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确认的、国内外各种版本的辞书载明的“淮安是周恩来总理故乡”的定论，维护好淮安的这一特殊地位，维护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好周恩来总理故乡很有象征意义的重要指示精神。

　　3、其他名人：其他名人的处理和表述应该本着尊重历史的原则来处理，他出生于哪个时代，当时他的出生地在哪里，他的籍贯就应该在哪里。绝不可以胡乱争抢、随意“过户”，也不可以因其在某地短暂住过甚至去走亲访友，就认定他是某地方人。这要从各区政府的网站做起，除了韩信等秦汉名人，不容许同一名人同时出现在不同地方的网站上。各种历史论文也应该自觉摒弃乱抢历史文化名人的做法。

　　就以淮安为例，他的较为著名的历史文化名人应该包括：韩信、枚乘、枚皋、陈琳、臧洪、藏旻、步?、吉中孚、赵嘏、张耒、龚开、卫朴、刘仁瞻、梁红玉、徐积、张孝忠、金濂、吴承恩、沈坤、潘埙、阎若璩、阮学浩、汪廷珍、潘德舆、吴鞠通、丁宴、金农、边寿民、邱心如、鲁一同、关天培、刘鶚、罗振玉、杨士骧、周恩来、李公朴、许嘉璐，等。其它各区也应本着客观的态度，确认自己地方的历史文化名人。市级有关部门在这方面应该坐正屁股，保持公正，起到积极的主导作用;过去所说的历史名人多的区让一些给别人之类的胡话昏话切不可再讲。

　　(二)有关历史概念的说解和运用：

　　1、邗沟和古末口：这是有明确的历史记载的、史学界公认的、内涵确定的两个历史文化概念，可以在各种文章中广泛运用。但必须明确邗沟开凿于公元前486年，是由邗城到淮河岸边的我国第一条人工运河，是我国大运河的先导，其北端靠近淮河，近旁先人聚落称为“末口”，也称“北辰(神)堰”，是淮安城市的原点，也是老淮安河下古镇的发祥地。

　　2、清口：是淮河最大支流古泗水的入淮口。必须根据有关史料作出论述，不可凭空想象，随意发挥。也不可以任意拔高，夸大它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的所谓的“历史作用”，甚至把“清口”和作为邗沟入淮口的“末口”相提并论，因为“末口”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侯，“清口”还处于“自为阶段”和“蛮荒”时代;直到宋代，淮安地方才有人认识到它的作用，开挖了以它为尾部出口的作为大运河“避险捷径”的沙河，使漕运船只由此入淮。他的历史地位的发现和作用的发挥远远迟于末口,不可相提并论。

　　3、淮阴故城、码头、甘罗城、韩信城、韩母衣冠冢、漂母墓：至今为止，这些“秦汉淮阴”时代的概念多是出于和“秦汉淮阴”没有任何关系的清河县的县志，且多基于传说，前面已经说过，这样的和秦汉淮阴毫无关系的县志中的“传说”，没有任何参考价值，淮安网友已陆续提出一系列质疑，“韩母墓盗案”更是有力地戳穿了千年历史的假相，这些所谓的古迹仅仅只能被当作民间文人附会的“民间传说”来看待，再也不可以作为什么历史遗址看待，要停止一切有关的不实宣传和虚妄的论述，以免再一次像韩母墓那样被历史无情打脸;已经被确认为是假古迹的要撤去牌子，并把真相告诉世人，不要再以这些东西赚昧心钱，也不要再在它们的身上花费诸如“专人守护”之类的冤枉钱了。

　　至于“淮阴故城”，已有国内权威文史专家考证说在五六十年代清江市的东南，明显是指淮安城或淮城原址，但是本市的一些专家“选择性失明”，拿不出其他确凿的历史依据，却无视这一论断，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目前，在拿不出其他历史依据的情况下，应该以这个结论为依据和起点，进一步考据、论证，最终形成一个结论!这总比凭空想象且没有历史依据的“码头说”要严谨而接近历史真实吧!这应该为全市文史界所接受，成为大家的共识!专家们也应该勇于改正错误，放弃自己主观臆造的一些观点以及所谓“研究成果”;过去编造这些虚妄的东西是为了发展地方旅游和“文化”，现在既然已经被历史打脸，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为了整个淮安文化的纯洁性和历史的真实性，主动放弃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两者同样都是对淮安历史文化的贡献!

　　4、大运河与漕运：关于这两个概念，文史资料众多，可以参考;但是淮安本地一些专家近年来发表的关于这两个概念的一系列论述多不可运用，尤其是那些以清江浦为叙事核心和叙事主体的各种论文，切不可再用，更不可继续任其泛滥，混淆视听，贻害世人。在今后关于这两个问题的论述中，关于大运河，应该从四个时段来看待，一是“邗沟阶段”，二是“隋唐运河时期”，三是“宋元明至清中叶”，四是“清中叶以后”。“邗沟阶段”和“隋唐运河时期”，必须尊重历史，坚定不移地以淮安为叙事主体。“宋元明至清中叶”，区域的中心在府城淮安(山阳)，也必须以淮安为中心，但可以有关于“清口”的论述，使之有一定的话语分量。“清中叶以后”则可以在以府城淮安和山阳为中心的基础上，加大清河县城清江浦的话语分量。

　　在漕运论题上，也必须坚持以“老淮安”为叙事核心，清朝中后期加大清江浦的话语分量，使之成为漕运最新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不是把它捧到不恰当的位置，否则都是缺乏历史常识、违背历史事实的，在全国贻笑大方普受诟病。就如同离开市委市政府，以席桥为中心和主体来大谈高铁站建设、离开国家和省市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大谈涟水成师机场发展一样，以下代上、以小代大、以点代面、以偏代全，显为虚妄之论、荒唐之举。

　　5、淮阴市碑：这是一块极为普通的碑刻，可是因为他在“老淮安”，就好像要了一些现代淮阴人的命，成天乱喷，说是“不知什么时候从码头偷来的”，甚至发誓要弄回去，把它“重新竖立到码头去”。这一切都源于他们历史知识的缺乏和对这个“市”字的错误理解。这个碑刻竖立的时候。已经没有行政意义上的“淮阴”这个概念了，而淮安是“秦汉淮阴”的继承主体，又是府城，故而此碑立于淮城。而这个“市”的意思就是街镇、集市、市井等，绝不是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市”。它是作为“秦汉淮阴”继承主体的淮安为表明自己作为韩信家乡的地望而竖立的一块标志而已;只是因为淮安是府城，这块碑竖在了淮安，绝不像有些小人说的是从码头偷过来的。

　　唐宋很多诗人的诗中在“秦汉淮阴”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都写到了“淮阴市”，你难道要把这些古人都刨出来责问训斥一番吗?再说，你码头又是什么时候成为“淮阴市”的呢?至于碑上关于韩信的一些字句，淮安作为韩信故乡、“秦汉淮阴”合理合法的继承主体，当然有资格题写镌刻这样的字句了!仅此而已!且何当如此!!这没有什么好嫉妒的，更没有必要愚蠢地要把它搬到码头去。

　　淮安人竖立这块碑，是淮安人爱自己家乡、重视历史文化传承的表现;如果淮阴人也爱家乡、也重视家乡历史文化的传承，两千年了，你们干嘛去了?如果真爱家乡、重视家乡历史文化传承，两千多年要搞出多少这样的纪念性建筑啊!实在不行全民集资也行啊!叫韩信他们捐一点钱出来也可以啊!何至于自吹“韩信故乡”两千年了，自己那里连一个像样的韩信纪念遗迹都没有?又何必在两千年以后望“淮阴市碑”而兴叹，做这种无谓、无聊且无可奈何的“羡慕嫉妒恨”呢?

　　6、清江浦河和“清江浦开埠”：清江浦作为一条河，是1415年明代永乐年间由漕运总督陈瑄开凿的，它的开凿时间今年被作为“清江浦开埠”的时间。它最西的起点是清口，东接又称山阳渎的楚江，故称“清江浦”;“清江浦”这个无名小村就是因为地处这条河的中部，位置重要，漕运的发达和有关机构的入驻，才日渐繁华起来的，人们渐而以河名指代地名，于是有了“清江浦”这个地理名称。他的繁华不是一日两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即使到了三百多年后的清代中叶，它还仅仅是山阳县下属的一个镇，他怎么可能在300多年以前一开挖就“开埠”呢?可是市里的一些文史专家却着急地、“拔苗助长”一般地把清江浦开挖的1415年的7月5日确定为所谓“清江浦开埠日”，造成清江浦已经繁华发达600年的假相，再进而将此作为淮安市的企业家日，侮辱广大企业家的智商。而“开埠”的真正含义是某某地方开辟为商埠或设立外贸通商口岸。可见，这些所谓专家，连“开埠”这个词的意思都不懂。愚蠢地认为某某地方一开始挖河建房子就兴旺发达繁华无比、经济门类齐全而正式“开埠”开辟为商埠或设立外贸通商口岸了。在我们的文史叙事话语体系中，不希望再出现这样的笑话。淮安作为文化大市不能总做贻笑大方的事情!要通过适当的方式，矫正这一荒唐的说法，不能再错下去了!

　　7、九省通衢： “九省通衢”这个词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是在明朝，这个“九省通衢”是指山东滕州，历史上称藤县。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滕县整修南北大官道，有碑记载：“滕县系九省通衢，而地势洼下，道路偏陷，遇阴雨过客几乎断行。知县赵邦清于万历二十三年拾月大加修理为国内主要官道之一，曾有过“轮蹄络绎，丞困于迎送，夫疲于督责，马毙于奔走”的繁忙景象。所以滕州那时有“九省通衢”之称。

　　武汉因是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中国南方的军事和商业重镇，元代成为湖广行省省治;明清时期成为“楚中第一繁盛处”、“天下四聚”之一。清末汉口开埠及洋务运动，使武汉成为近代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特大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和水陆综合交通枢纽。清朝借用“九省通衢”一词形容武汉。《清史稿》记载，来自湖南的晚清名臣胡林翼在奏疏里说“湖北为长江上游要害，武汉尤九省通衢，自来东南有事必争之地。”

　　武汉为“九省通衢”一说的“九省”一般指的是和武汉有关联的四川、陕西、河南、湖南、贵州、江西、安徽、江苏以及湖北九个省。据古书记载，从武汉沿长江水道行进，可西上巴蜀，东下吴越，向北溯汉水而至豫陕，经洞庭湖南达湘桂，出于长江和它最大的支流汉江的交汇之处，优越的水运条件为它赢得了“九省通衢”的美誉，更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而本市的一些专家为了吹捧清江浦，也用了“九省通衢”一说。然而此说与清江浦一个沿河小镇的地位极不相称。武汉涉及的“九省”南来北往或东西转道必经武汉，别无它途;你所涉及的南来北往或东西转道必经清江浦的“九省”是哪九个省?谁能说得出来?即使是虚指，也应该有七八个吧!就凭一条东西方向的几十米宽的主要供国家漕运用的专属河道就能成为“九省通衢”，这可能吗?最多说是南北漕运的“咽喉或孔道、必经之地、繁忙之地”而已。故而这些理由严重欠缺、有可能贻笑大方的有自嗨意味的语汇最好不要再用，否则戴自吹自擂、不知天高地厚帽子的人非你莫属!

　　8、淮扬菜：顾名思义，它是指淮安和扬州一代流行的菜系。“淮”指历史上的“淮安”。但是近年来，清江浦出来冒领这个“淮”字了，他们采用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手法，没有也无法否认这个“淮”字，但却不无幼稚地、令家人喷饭、外人嗤之以鼻地宣传说：淮扬菜是他们那里清宴园河道总督府厨师发明的，并通过编书出版等手法宣传固化他们的“吹嘘成果”，硬是要与“老淮安”一争你我，造成了一个典型的内争内斗内卷内耗现象。老淮安网友已对此提出质疑。

　　菜系是大范围区域人们长期共同实践和创造完成的事情，是官府和民间生活长期共同的、日积月累的结果，决不是你一个小小的清宴园河道总督府“机关食堂”所能成就得了的;在扬州人心里，连这个“淮”字都不愿意承认，会看得上你这个“清”字吗?你这个“清”字岂不要被扬州人笑掉大牙?再说，清宴园很多菜的做法如活吃猴脑、挖取动物某一部分烹炒或者整个一批动物只取其某一部位其余全部抛弃这些做法，残害生灵、暴殄天物，完全与淮扬菜取材源于自然、烹饪方法合乎自然的烹饪原则大相径庭、完全违背，根本不能算是“淮扬菜”。

　　已有很多老淮安网友对此提出质疑，语言中肯，切中要害，这其中的道理再浅显不过;只要不是偏执狂，都会理解和接受。淮扬菜就是淮扬菜，绝非“清扬菜”亦非“淮清菜”，今后，在我们淮安的话语体系中，“淮扬菜出自清宴园河道总督府”这样愚蠢的偏见和说法绝不应再有市场。

　　9、全国历史文化名城：这是一个相对闭合且固化的概念，如在淮安，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就指淮安区城区等特定区域。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核定并批准的一个特定概念。其内涵也是特定的，也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核定并批准的，他们都是地方独有的、真正的历史文化遗存。因而，他的概念和范围都不是可以随意扩大、增加和改变的，他的关联地域，可以通过融合联动相互带动发展，却不可以融入它、走进它，不可以随意组合加持。如淮安区，近年来开发了淮安府署、漕运博物馆、沈坤状元府等一系列新的重要的有一定文化内涵的历史文化景点，在名城效应的带动下都有所发展，但却又都不能加入这个盘子。对此，老淮安的网友已有专题论述，可以吸取采纳。

　　同时，全国历史文化名城还有一个如何保护的问题，是淮安市各级领导尤其是市和淮安区领导面对的一个特殊的课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省委书记信长星最近发文，要求全省各级领导“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着眼文明传承、文化延续，真实完整保护好各时期重要历史文化遗产”。“要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理念，扎实推动江苏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各类历史文化遗产，守住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让深厚的文化自信日滋月益、生生不已。”因为历史遗产不可再生。这些论述值得各级领导好好贯彻落实。

　　在“坚持原真保护与整体保护并重，呵护古城古镇古村传统风貌”的前提下，我省出台了《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历史街区保护工作的意见》，并制定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地方性法规。坚持规划先行，“推行基本建设考古前置”的原则，构建了多层级协同的抢救性、预防性保护框架。为我们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这些都应该成为我们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依据和法律准则。

　　10、三淮一体：是本世纪初由本市提出并实施的的一个战略性举措。而事实显示，所谓“三淮一体”只是为了夺走“淮安”这个名号和“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和“周恩来总理故乡”两块金字招牌;因而，从一开始就没有考虑“三淮如何一体”的问题。以至多年间掠走了老淮安大片土地，而一些根本问题诸如“老淮安”的财政供养人员工资待遇却没有解决好，一直不能和所谓的市区持平，同工而不同酬，明显是“二等公民”待遇。

　　时至今天，一部分人还认为，淮安区不算市区，以致出现前面所说的纯属多事、故意为之的“轻轨指示路牌”这样的怪事。市里应该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切实研究“三淮如何一体”的问题，文史方面的专家也应该在理顺话语体系、统一叙事规则方面出台规范并身体力行。在淮安文史界，全局以及重大的议题，必须以“淮安”及其与事件相关的关联地为话语中心和叙事主体，而不是单独以哪一个区为中心和叙事主体。

　　包括洪泽在内的四个区都是平等的市城区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先后、新老、主次、内外之分，要杜绝任何导致某些区域以老城区主城区或城区代表以及中心城区出现的话语形式，杜绝任何不利于“三淮一体”的言论、行为、措施、做法的出现。同时又要尊重历史，比如谈秦汉史，要放眼和立足“三淮”，以三淮大地为中心词和叙事主体;谈明清时代历史，就应该以老淮安为中心词和叙事主体;谈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上世纪末，可以以事发地或关联地为中心词和叙事主体;其余时期也都应该从当时区划实际出发，如：谈“花街”“王瑶卿、周信芳”之类纯某一区域内的人或事，则可以以其区域为中心词和叙事主体，不必往“淮安”的概念上靠。谈“吴承恩及其故居”、“关天培”，则可以以淮安区为中心词和叙事主体。等等。

　　(三)关于有关景点的处理建议：

　　1、对已经证明不存在或有可能是虚拟的景点的处理：如以假韩母墓为代表的所谓“甘罗城”“韩信城”“韩母墓”“漂母墓”等，原则是“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要集中向省级有关部门协同申报，通过相应的各种不同的形式明确：这些景点只代表某些传说，和真正的历史无关，撤去原来获得的不实的文保名称和级别及相关标牌，不得再鱼目混珠、忽悠世人、欺世盗名!

　　2、对没有任何历史文化依据和内涵的景点的处理：如新建的现代古迹“漕运城”，没有任何历史依据，也就没有任何历史文化内涵，是当年的一个“政绩工程”或“借壳洗钱工程”，因所谓资金链断裂而不了了之。现在就权当是建了一个游乐场，就作为一个休闲游乐场所使用吧?千万别再在上面贴附任何历史文化标签了，诸如什么“漕运文化的重要节点”之类的帽子再也不要加给它了。或者最好改一个谐音的名字，以消除其消极影响。

　　3、对与当代现实和地方文化建设毫无关联意义的景点的处理：如所谓“国师塔”就属于这一类，建议改一个名字，就作为一个佛教文化景点或用院墙把它包入慈云寺，作为寺庙的一个部分使用。也不可以淮安市地标的名义再出现在各种宣传资料上。

　　4、对有历史价值但内涵空洞、长期没有游客的景点的处理：通过研究、充实内容，重新布展，吸引游客或干脆改作他用。如淮安的刘鹗故居、张忠毅公祠、龙光阁、清江浦的陈潘二公祠、吴公祠，等等。

　　5、对和重点历史文化景点有关景点改造项目的处理：如清江浦的“周恩来童年读书处”，本来就是仿建且勉强拼凑出来的景点，既然省里认可了，中央又有领导题了词，就按照原来的布置和格局继续开放。但是，清江浦却非要违背历史，在里面大兴土木，伤筋动骨，要搞成什么“周恩来童年故居”，他们的依据是周恩来小时候随母亲来这里走亲戚时在此住过。、

　　今年春天曾一度挂起“周恩来童年故居”的牌子。就这个问题，早有淮安网友发文章质疑过，曾被迫摘去牌子，一度暂停，以避让风头;现在看风头已过，又紧锣密鼓搞了起来。据说已建好周恩来乳母的房间等之类的点位，他们的意图就是要搞成一个违背历史和常理的、不伦不类的、淮安大地上第二个“周恩来故居”，和淮安的周恩来故居“碰瓷”。根据常识，名人读书处可以是多个，名人故居只能是一个，因为故居涉及到祖辈或其他家庭成员。即使某人在什么地方住过，也只能叫旧居，这当然不能包括小孩子住过的地方。

　　如果名人每在一个地方住过，就要搞一个故居，那么哪一位伟人都可以有几十甚至成百个故居，周恩来在淮安也可以有三五个故居。这样下去伟人纪念设施庸俗化不说，其消极影响也将是很大的!另外还不排除他们会利用这一假造的景点，倒逼中央表态，也承认他们所臆想的“周恩来故乡”的地位，演出一场政治闹剧。提请市委领导引起注意!此外无人能够遏制这一现象。

　　以上论述，都是淮安不容忽视、不容回避的、需要直接面对的问题，抓住这一关键，在这些历史议题的论述上理顺话语体系了，三淮的矛盾的根子将会逐步消除，淮安历史文化的纷乱也将会逐步平息。全市党政、文史、文旅、文博系统都应该痛定思痛、竭尽全力，共同为建设和谐淮安、安宁淮安、奋进淮安而努力!(冬日暖阳)

　　编辑：王诗怡

分享按钮